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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路历程

2011-5-15 来源:网络收集 网摘加载中...

    “藏家无三代”,这是形容收藏难的一句俗语。我酷爱藏书,但称不上 “家”。藏书仅五、六千册。然这新旧交错的有限存书,却有着坎坷历程。 

    我与书结缘,始自小学 3 年级。那时正值 50 年代初期,读书风气尤盛,苏联小说和鲁迅作品曾令我着魔,狂读不止。我贪婪地想占有它,但因穷常望书兴叹。幸得班主任厚爱,多次赠阅。尔后,两位哥哥相继出国,他们的藏书自然被我“吞并”,加之部分祖传之书,我破天荒构建了个人藏书室。总数也近千册,一放学便寄情书室,其乐亦陶陶。 

    60 年代第一春,豪情满怀跨入中山大学校门,如饥似渴攻读中外名著和文艺理论,自认为个人藏书纯属小儿科,不屑一顾。于是,只带上清康熙 55 年(1716 年)出版的 42 卷《康熙字典》和两巨册梁启超《饮冰室合集》、《饮冰室诗话》等“有用”之书,余皆弃之如敝屐。抚今追昔,不胜嘘唏。这批弃书中大都有我写的眉批,虽是学子涂鸦,却具有纪念价值,更何况还有于今难得的苏联小说。倘能再得,我愿十倍赎回。 

    5 年清苦的大学生活,节衣缩食,假期留校做短工,拼命购书,很快又在床头桌面上堆起书山。毕业分配在即,偏逢“文革”,串联归来,发现书山少了一角,想必是被人顺手牵羊了。无奈之余,打点行李西行就职。其时因书过重,行色倥偬,且中“读书无用”论的流毒。竟视祖传至宝 42 卷《康熙字典》和梁启超诗文集为赘物,遗赠学弟,待醒悟欲索回,却已荡然无存。每念及此,真有切肤之痛! 

    70 年代初,我奔赴百年未遇的抗洪前线,数天后归家,惊觉藏书也泡汤数日,几乎全军覆没,连珍藏的一批“文革”出版物也浸成纸浆。噙着泪花捞起一部分,在烈日当空的操场上一页一页慢慢翻晒着。殊不料一周后被某领导“请”到办公室,桌上摆着他捡到的署我之名的古典戏剧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殿》等书,要我主动清理消毒,不准散布封、资、修。于是,我的藏书再次遭殃。 

    到了 80 年代,我在广西社科院潜心研究抗战时期文学史。历时 6 年,几乎跑遍全国各省市图书馆,查阅了大批报刊、书籍,拜访了近 200 名著名文艺家及其家属。广泛集书,单中外抗战文学书便拥有 3000 多册,其中弥足珍贵的是历经战火浩劫幸存的战时重要出版物,有的为谢世名作家家属所赠。 

    1986 年秋调入深圳,因研究课题转向,于是又革旧鼎新,将部分来之不易的抗战文学书籍割爱作了处理。近几年来,鉴于生活较安定,居住条件大改观,又得改革开放春风吹拂,藏书室又增添了不少新“伙伴”。我不禁猛然醒悟:藏书也讲天时地利人和,它不仅受着个人的理想、情操、涵养等主观因素的影响,还受自然灾害、战争、动乱因素的左右。小小书室连广宇,时代足迹烙其中。 

    但愿生活长安定,我的书库更充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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